从大学老师到科研院所一把手，再到广东省农业厅任领导职务，又回到大学担任校长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常委、民革广东省委会主委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校长程萍30多年来与“三农”、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今年全国两会，她围绕加大教育投入、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、构筑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等方面提交了多项提案。为推动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三位一体强国建设，服务实体经济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积极建言献策。

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步提高到4.5%～5%

　　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，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，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，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.8%，进入普及化阶段。尽管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和办学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，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。谈及当前教育投入与发展的问题，程萍委员认为，首先，“教育优先发展”最重要的标志是加大投入。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水平从2021年起保持在4%以上，十年平均为4.13%。2016年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统计显示，世界各国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例总体在3.42%～7.26%之间，2022年世界平均比值为4.3%，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国家为4.9%。“与之相比，我国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值差距还比较明显。” 程萍说，教育经费投入结构还不能充分发挥基础性、战略性支撑地位。从国家教育财政支出结构来看，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幅最低，十年来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。对比发达国家的数据，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总额较低，2020年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13999亿元，不足美国高等教育投入的1/2。

　　程萍委员认为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配置机制还不能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。2022年，我国部属高校毕业生42.93万人，地方高校385.17万人，是部属高校9倍，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高校。2020年，占全国高校总数5.9%的部属高校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37.35%，培养了10%的高校人才。程萍说，近年对“双一流”大学的集中投入，更进一步加剧了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差距。

　　“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，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相应越高。世界中等偏上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在4.5%以上，高收入国家在5%以上。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019年已超过1万美元，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，教育投入4%的GDP占比偏低，应逐步将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提高到4.5%～5%。” 程萍建议加大教育经费总体投入。

　　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形成广泛共识。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。教育经费投入应适当向高校倾斜。”程萍说，我国90%的本科及以上人才培养在地方高校，地方高校普遍存在办学经费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。地方高校发展水平不高或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短板。为此，她建议高等教育政府拨款向地方院校倾斜，为地方高校单列设置拨款项目和基础设建设专项资金。

发挥数据要素优势，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

　　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就业“蓄水池”和社会“稳定器”的重要作用。然而，中小微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、融资贵的突出问题。程萍将其概括为间接融资“缺信用”、 直接融资“缺市场”、融资担保“缺背书”、 金融服务“缺配套”、 金融科技“缺数据”。尤其在疫情冲击背景下，中小微企业金融供需矛盾进一步尖锐。

　　为此，程萍建议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，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。包括设立信用风险管理数据库，破解信息壁垒、信用歧视。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信用评级和评级结果推介制度，推动相关数据通过地方征信平台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享，提高信用状况良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可及性。

　　发挥数据交易所平台支撑作用，培育普惠金融数据服务产品。 建立企业贷中预警监测模型，提升精准扶持和贷款贷后监测预警能力。

　　探索中小微企业融资创新制度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建立统一金融风险监管平台，不断深化金融大数据应用，为企业信用风险研判提供强力支撑。

　　加大普惠金融科技投入，赋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，与信用风险管理数据库、融资服务平台、第三方征信机构等合作，运用税务、工商等非信贷信息以及银行的交易结算等信息，综合评价中小微企业信用水平，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比例。

全方位构筑粮食安全保障体系

　　近年来，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，我国坚持重农抓粮，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许多政策不断向种粮农民倾斜。总体看，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有保障，但基础仍不稳固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。程萍表示，由于种粮成本提升、种粮收益不高、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，粮食生产耕种无人、耕种无利、非粮化等突出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，“政府不好管、农民不愿种、社会不协同”现象仍然存在。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不同主体、不同环节，因此，亟须构建一个包含生产、组织、技术、购销、储备、政策的全链条生产供应体系，升级增能各环节，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。她提出以下建议：

　　一是从生产端发力，千方百计提升粮食生产能力。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“压舱石”。目前，我国的耕地质量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，应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基础上，持续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内在治理建设，扩大良田面积。将改善土壤质量、提升土壤品质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长期工程和重要内容，适时稳步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和质量，让每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土地流转等一系列农村改革协调推进。用工业的“标准厂房”理念指导撂荒耕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从国家层面制定农业耕地的集土壤改良、农田灌溉设施建设等内容的整体标准，助力乡村产业落地，提高现代农业生产水平。

　　二是从服务端发力，推动种粮生产经营方式转型。构建集约化土地连片种粮机制。鼓励支持村集体、合作社等发挥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作用，整合小农户细碎土地、分散的作业，为集中连片接受专业化服务创造条件。对于小农户，要以多种方式化解高地租对种粮农民受益的挤压，降低小农户集中连片种粮的组织成本。另一方面，积极引导种粮大户以保底租金或土地入股+增产增收分红形式，形成与土地转出的互利共赢、风险共担机制。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，鼓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、供销等部门出资或参股，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、农业生产托管运营中心等区域性综合型服务平台，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、协会等行业组织，集成整合服务资源，形成区域性现代农业服务体系。推广灵活多样的种粮托管模式，实现种粮节本增效。

　　三是从技术端发力，深入挖掘粮食增产潜力。程萍说，保障粮食安全，短期看供给，长期看产能。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科技引领是关键。她建议整合各项粮食科技资金，设立粮食科技专项资金，加强粮食方面的技术研发资金投入。建立国家、粮食防灾减灾指挥调度系统，完善各类重大粮食生产灾害预案。将农业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等新技术嫁接到粮食生产中，打造高标准农田项目管理数字化综合平台，实现高标准农田多项数据之间的资源共享，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和抵抗自然灾害能力。优先将高标准农田作为粮食种子培育和实验的基地，加大种业技术攻关，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进而提高种粮效益。

　　四是从储销端发力，全面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。程萍提出着力完善粮食“产购储加销”体系，鼓励国内粮食企业深度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粮食生产、加工、物流、营销产业链和价值链。以加工企业为龙头，有效联结种粮农户、种业企业、贸易企业等，致力于构建集良种培育、标准化建设、品牌建设、仓储建设、营销网络于一体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，实施“产购储加销”融合，保障种粮农户的生产收益，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。进一步优化链式储备的区域布局，健全物流链条，加快建设区域性粮食烘干多功能服务中心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。建立涵盖粮食全产业链的风险评判、监测预警、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，构建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保障风险治理体系 。

　　五是从政策端发力，增强紧密型惠农补贴激励导向作用。建立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，建立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，让粮食主产区抓粮增产有信心。程萍建议出台《种粮农民权益保障法》《粮食产业发展保护补偿法》等，加大对产量大县、产粮大镇、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。健全粮食生产补贴政策。在稳定稻谷、玉米、大豆等补贴政策的基础上，提高对农民种粮的综合支持水平和补贴的精准性。把种粮农民扩大到为种粮服务的各类服务主体。加强种粮成本监测，建立响应成本变化的临时补贴启动机制。探索并推广政策险与商业险的结合模式，尽快建立粮食巨灾风险分散机制。相关政策性银行应着力解决种粮农民贷款难、贷款贵、资金滞后等问题，推动金融更好服务乡村振兴。创新粮食产业链融资模式，化解制约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压力，构建市场化的融资框架。

　　程萍表示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“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”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。这为新时期我国粮食政策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更为系统地补短板、强弱项，构建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，真正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（蒋梅）